野草需要种植吗？

那些神秘而至的种子，那些隐秘疯狂的入侵，野草不是一种分类，而是一种标签。我查看着长假后的阳台，枯枝败叶下仍有不少闷绿，只需大水漫灌一通，它们又能迅速恢复生机。也许是因为这种难得的“品质”，令它们得以长期在我的阳台驻留，渐渐成为了一景。

所谓“种植”野草，不过是一种机缘。我确信自己撒下的种子有洋甘菊，也有生菜，但盆中那些郁郁葱葱的枝条，都与这些种子无关。最初起来的是一株龙葵，带有棱刺的草叶不断冒发，直到一簇簇白色小花聚拢，又开始慢慢有了紫色的果实垂坠。那也是我第一次体会到“开花结果”的感受，时间成为了具象的存在。

即便查明身份，我也没有轻易采摘。资料显示龙葵不仅是野菜，也是一味药材，紫色的黑果清热解毒，但未成熟时，会含有毒性的生物碱。在西方的寓言故事里，龙葵被认为是制作“黑色魔法”的原料。兴许会有鸟儿吃掉，这正是它们被播种到此处的原因。我的花盆，只是它们偶然的选择。

紧随龙葵其后的，是一株苏门白酒草，它蹿生的速度更快，一个月后，已然超越了花盆中其他野植，鹤立鸡群。但生长并没有停止，愈高愈快如同人类本能的渴望，我也跟随着兴奋起来。这个原产自南美（也有学者认为该草种起源于东南亚和马来西亚）的草种自19世纪中期被引入中国，如今则成为了一种常见的区域性恶性杂草，被列入了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。如同它们随机生发的机缘一样，我也没有干预拔除，只是保持适当浇水、观察，期待它的极限高度。最终它几乎长至一米五高，在那看不见的花盆内部，想必已经被它的根系所盘踞。

比起过去它昂然的异军突起，凋谢的过程则显得悄无声息，停止生长、叶端发黄、直至根茎干瘪，它身边的房花耳草、小叶冷水花、甚至是土人参却愈发的蓬勃，小小的花盆变得丰富，也变得拥挤。争夺空间就是一场战役，很容易套用上达尔文的“天择论”，但这经常被误作社会生存准则的理论，实际上说的是，自然选择强调的是差异而非优势，“演化”代表的是适应而非变强。最终决定未来生存的是条件的限制性，野草们为何能在这里从容肆意地生长，不就是因为我并非一个真正的好园丁吗？

回想起来，在双职工家庭中成长，父母本就无暇照料花草，最终装点阳台的都是那些久旱不死的仙人掌科植物。我从未见识过一场生命从种子破土至繁茂的过程，反而是眼前的这些野草，给了我某种“种植”的自信。

也是由此开始，我陆陆续续购置了更多尺寸不一的花盆，从不同地方运来土壤：有的是在社区花园的活动之中获得，有的则是从老家的阳台里挖走。有序的浇灌成为了一种习惯，我开始期待“一方土有一方草”的到来。这样的话，“种野草”算不算一种“驯养”？如同在城市捡拾流浪猫狗一样，它们有了盆，有了笼，是代表有了家，还是有了规则与界限呢？植物显然有自己的空间意识，趋光避害，攀援附壁，这些都是它们与空间建立的关系。我逐渐也能分辨它们各自的“性情”：“落地生根”像是打不死的投机者，总能在不同的花盆里悄然现身；小叶冷水花则偏爱匍匐前进，随时可以星火燎原；而长春花、黄鹤菜与蛇管通，会因花色醒目，自然而然成为我所关注的重点。野草经常被认为是“长错地方的植物”，这背后是一套以人类意志为中心的空间秩序规范，那么如果放弃了这套选择的叙事，野草也只是植物，并非问题。

我想起曾经在马来西亚有机农场以工换宿的日子，除了学习简单种植，大部分时间的工作都是清理野草。农地、溪边、果林，无处不在的野草不断僭越边界，寻找空间。起初这场劳动饶有趣味，但逐渐就成为了一种提醒，那接连不断的弯腰起身，成为一种身体信号，那是不会有休止符的工作。

因为野草，每天都会出现。

对有机的要求，使得农场无法使用“除草剂”等更具杀伤性与灭绝性的材料，人手清理所需要的劳动力则令农场主人不断招募志愿者。那时正是流行互惠的世界旅行，这样的劳动力并不缺乏，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聚集在地里拔野草，穷开心。晚餐后的分享会，一个刚高考完的男孩说，我知道自己考得并不好，等成绩的这段日子很焦虑，每天我都在家通宵打游戏，直到偶然刷到招募帖来到这里。现在每天的劳动，能让我吃下三碗饭，我觉得自己变得有力气了，或许可以去面对未来。而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出国旅行，提交申请、办理签证、与同伴来到异国他乡，坐上一辆陌生的车，辗转才来到这个农场。这一路上未知的相遇，难得的信任与勇气，或许也可以“归功”于野草。它们如同某种诱饵与线索，催生着不同的故事。

就像即便观察阳台花盆里的更迭，也能认识随机降临的物种，充满惊喜。这种惊喜还会发生在日常的散步时间，只要细心留意，我也能在人工湖边、小区花圃与公园发现熟悉的身影。相认意味着连结，这就像是和邻居打招呼一样，再次唤起他们的名字是多么重要。

但在过去的半年里，居所的附近开启了新一轮的公园更新。过去内湖中央有一片湿地被狗尾草、风车草所霸占（我的花盆中也曾长出过一株风车草），一如梁山水泊的遗影令人浮想连篇，但现在都被清理殆尽。重新移栽的花木整齐划一，显然更具“观赏性”，也让公园变换了新的表情。我也有某种失落，好像失去了一群熟悉的朋友。2017年，深圳为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打造了一个以“荒野”著称的纪念公园。公园里不主动栽种植物，只是移取了深圳不同地块的土壤。但由于这个公园位于生态保护区内，预约名额稀缺，我迄今也没有机会去一睹其“荒容”。即便如此，在园方2020-2021年的年度报告中显示，外来植物依旧是强大的不速之客，而园方也为了确保“纪念园植物的演替符合自然演替规律”，共清除以田菁、南美山蚂蝗、银合欢等灌木为主的外来植物 2068 kg（2021年，截止9月份）。¹

我不确定是否有一天，我也会为某种植物“开路”，让它成为绝对的主角，在精心的照料下变得熠熠生辉。但“种野草”给了我一次观察的机会，把这里看作是我的“坛城”，不只是观察植物本身，也在观察自我意识的流动。很多时候，我也会被困在日常的消磨里，觉得自己动弹不得。在注视这些生命过程的时刻，它们无疑也在安抚着我：平衡有时是一种脆弱的妥协，边缘、混乱与失序，或许才是更接近生命本身的常态。

---

1. 红树林基金会：《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纪念园年度报告（2020-2021）》，2021年，第13页。 ↩︎